重庆模式”的去留从薄熙来的离去开始备受瞩目。有人认为,“重庆模式”不会因为薄熙来的卸任而落幕;也有人说,随着张德江的接任,“重庆模式”可能将彻底告别历史舞台。薄熙来一手打造的“重庆模式”之所以能够存在,部分反映了身处转型期的中国诉求——即中国民众的经济、文化、社会,甚至自我意识觉醒的诉求。
在中国经历改革而跻身“世界经济大国”之列,伴随着激进以及渐进改革方式所带来的弊端日益凸显。“先富带动后富”带来的东西部差距加剧,初次改革利益分配造成的贫富严重分化,既得利益格局固化衍生的特权恣行,城乡“二元结构”不平衡加深引来的冲突加深,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各类社会矛盾层次不穷,社会由此产生对“公平公正”的渴求。
此时,重庆“独树一帜”的发展模式,便成了“公平公正”的“实现”,而且很大程度代表着中国民众“诉求”,这种诉求不仅从侧面体现了普通民众对于既得利益和公平、公正社会身份认同的渴望,更凸显了他们对于通胀高企、房价飙升、油价攀高、地域歧视、户籍限制以及“小众”高消费的杂糅混合现状的无力和厌恨。当然,这并非我们对于“重庆模式”的价值判断(好坏判断),而是赞赏这种对于“口味”的精准判断。
我们肯定“重庆模式”的民生立足点,不代表我们对于这种模式的实现方式保持认同。中国转型之中的诸多矛盾和冲突的解决,不是非“左”即“右”、非“此”即“彼”的方法就能一蹴而就,当然也不是借着“改革”口号的自我麻痹和欺骗,继续在渐进式改革的伞下争取既得利益的寡头化。毕竟,极端的寡头背后,是诉求的压抑和膨胀,更是不安定因素的累积叠加。
但我们必须承认的是,“重庆模式”在迎合底层民粹的同时,也让我们彻底看清了未来中国改革的方向。中国目前需要的改革,不是“换汤不换药”,更不是“改掉”,它其中囊括改变和革新,不是简单粗暴的“劫富济贫”或 “劫贫济富”,而是社会资源的公平配置,不同阶层利益的多元平衡,而这都需要新的改革思路和改革模式。
什么是新的改革思路和改革模式?有学者认为,就是将公平、公正作为改革的基本方向和价值取向,我很赞同。因为无论是从凝聚新的改革共识,还是从建设一个好的社会的角度来考虑,公平正义都是当前和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如果,新一轮的改革能以公平正义为取向,建立起一套能够保障公平正义的新体制,那么,就既能约束权力和资本,促进社会公正;又能抑制垄断,激发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活力,同时也解决了中国的诉求问题。
改革之行并非一路坦途,可能我们的块头大一些,历史的包袱重一些,面对的问题多一些,承担的责任重一些,很难做到“无欲则刚”,但我们相信,坦诚改善的姿态,积极莹莹的步伐,一定能让我们在改革的路上走得更加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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