遮蔽与记忆：赵一曼

一  从未有过一次写作如这篇，艰于呼吸，乃至悲抑，一个个字就如阴影鬼魂或者牙齿，啮咬着内心，使我觉得空气里也有一种蛮横压迫着我，如果我就此搁笔，那心灵的重负会减轻丝毫吗？不会的。我暗自鼓励自己，要勇于发掘被遮蔽的片段，要敢于叙述这个事件的真貌，这个事件中所包孕的一个女士的伟烈和侵略者的卑劣，就会再次真实地还原呈现出来，展示出来。
　　凝视赵一曼女士的照片，你绝不会想到这样弥漫着拔俗文人气质的女子，辗转于敌手酷刑下的惊人的韧性与精神的高度。赵一曼女士在阴暗的夜里和一座阴暗的地狱里所受的酷刑是对人类和人类自身邪恶的拷问，真正受刑的赵一曼女士已经死了，而那些邪恶的凶手们却背负着无法释怀的重负，在死去人的拷问中苟且活着。我常想，在对赵一曼女士的叙事中，如果遮蔽了日本人对她的有着高度智慧和邪恶心理参与的酷刑，那么就有意无意使凶残的面影变得模糊，使邪恶的脚印漫漶。
　　在《人类酷刑史》一书里，布瑞安·伊恩斯说：“酷刑是对个人权利和尊严的可耻而邪恶的践踏，是违犯人类本性的罪孽。”我们需要记忆酷刑，需要在此时此地承担追忆的痛苦，并把它化作我们文化的恒久的记忆。为了回忆和记忆，我们必须要的是对真貌的叙述，需要叙述的真实。
　　让我们从一个细节开始——
　　１９３５年冬天来得格外冷，赵一曼女士面对前来“讨伐”的日军。把生留给大多数，自己毅然在队伍突围后，率领几个人殿后。在激烈的枪战中，赵一曼的手腕负伤。在寒冷的夜里，她和战士们互相搀扶着，跌跌撞撞转移到山岭下的一家农舍。几天后，敌人的密探发现了赵一曼藏身的地方，讨伐队来了，包围了破败的农舍。
　　面对着围困和喊话，她并不应答，用受伤的手腕举枪回击。赵一曼身边的人一个个相继倒下了，讨伐队的子弹打断了她左腿的骨头，她昏倒在雪地里被俘，殷红的血滴在雪里，发出刺人的颜色。
　　讨伐队用一辆牛车把赵一曼押往县城。一路上，牛车颠簸一下，赵一曼腿上的伤口就流出一股殷红的鲜血，棉絮红了，又暗了。牛车把赵一曼女士拉到珠河县公署门前，讨伐队把她抬到县公署的正厅，交给了他们的上司大野泰治。
　　赵一曼流了很多血，濒于昏死。人们感到这个女人命悬一丝。

赵一曼女士虽然清瘦，但在她身上弥漫着的大家闺秀的书卷气与军人的冷峻的混合，使她无论在何种场合何种时段，都会让你觉出她与别的女性的异样和超拔，也正因此，大野泰治知道自己捕获了东北抗日联军的一个重要人物。
　　大野泰治决计亲手审问垂死的赵一曼，他想在赵女士闭目前，掏出有价值的东西。
　　开始审讯赵一曼女士的时候，大野泰治不断地用鞭子把儿捅赵一曼手腕上的枪伤伤口，而且是一点一点地邪恶地往里旋转着拧，并用皮鞋踢她的腹部、乳房和脸。一共折腾了两个小时。大野泰治也没有获得有价值的应答，大野泰治感到日本皇军的自尊受到一个中国弱女子的凌辱。
　　赵一曼从被捕到走上刑场历经９个月的时日，如但丁在《神曲》里描述的地狱，她经历了常人肉身难以想象的酷刑。到得最后时刻，她到处白骨外露，身体多处炭化。一个弱女子，你可以用手中的鞭子麻木到像对待牲畜鞭笞之，面对弱女子你可以下流到戏弄之，玩耍之，最后恶毒到你鞭子的尊严受到戏弄直想杀戮之、毁灭之，大野泰治从最初的骄横，到中间的拉拢，及至最后的疯狂折磨，但他不得不对赵一曼无论遭受怎样的凌辱和欺侮，仍不放弃人格的尊严和信仰的光辉表达由衷钦佩。大野泰治后来在战犯管理所供称，“（第一次）我用马灯一照她，看到她满脸苍白是汗，她抬起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她那仇恨的目光，使我感到一阵颤抖，心里发凉。”日后无论是打、烧、电刑等，都不能让赵一曼俯首就范。在审讯赵一曼期间，大野被派到新京受训。他临行前特意到监狱里看望赵一曼，恳请赵一曼为自己留字纪念，这是一个怎样的颠倒啊，大野泰治是心理承受能力崩溃么？是他有了善良又高贵的悲悯么？否，他不可能有悲悯心、罪恶感和最深切的忏悔，也许是他内心深处的一点点对英雄女子的崇拜，他的内心他的灵魂应该感到强烈的恐惧，想在被迫害者那里得到一丝宽恕和抚慰；加害别人为别人施以酷刑者，他内心也难免被酷刑所折磨。赵一曼写了律诗《滨江抒怀》送给了大野泰治，中间有：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
大野后来就一直保留着这页纸，像对待一个圣物，战败后，大野在战犯管理所交出了这首诗，在交出的时候，他先是立正站起，给写有诗歌的纸片敬了一个军礼，然后泪流满面，跪在地上忏悔，他说“我一直崇敬赵一曼女士，她是真正的中国的女子，作为一个军人我愿意把最标准的军礼给我心目中的英雄，作为一个人，我愿意下跪求得赵女士灵魂的宽恕。”
　　这一幕深深触动了我，骄横的警佐，在凛然的英武女子的气质下折服了。在赵一曼殉国数十年后，这样一个细节，在阔大的历史进程里，也许渺小到忽略不计，也许没有惊天动地的伟岸，但这也许是民族精神扬眉吐气的一幕。因为赵一曼使人看到了精神的高度和希望；因为赵一曼，使貌似强大的恶魔感到了恐惧和障碍，这时他们面对的赵一曼就不再是一个肉身，而是一种神示，一种象征。侵略者可以杀死赵一曼，但却不能杀死一种神示，一种象征。
　　但大野泰治从一个屠夫到一个忏悔者，中国人没有以血还血，而是以德报怨，把一个屠夫感化为一个人，一个忏悔者。我想到了一个故事，前苏联诗人叶普图申科在《提前撰写的自传》中，讲到过这样一则十分感人的故事：
　　１９４４年的冬天，饱受战争创伤的莫斯科异常寒冷，两万德国战俘排成纵队，从莫斯科大街上依次穿过。尽管天空中飘飞着大团大团的雪花，但所有的马路两边，依然挤满了围观的人群。大批苏军士兵和治安警察，在战俘和围观者之间，划出了一道警戒线，以防德军战俘遭到围观群众愤怒的袭击。这些老少不等的围观者大部分是来自莫斯科及其周围乡村的妇女。她们之中每一个人都有亲人——或父亲，或丈夫，或兄弟，或儿子，在德军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中丧生。

当大队的德军俘虏出现在妇女们的眼前时，她们全都将双手攥成了愤怒的拳头。俘虏们都低垂着头，胆战心惊地从围观群众的面前缓缓走过。突然，一位上了年纪、穿着破旧的妇女走出了围观的人群。她平静地来到一位警察面前，请求警察允许她走进警戒线去好好看看这些俘虏。她来到了俘虏身边，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印花布包，里面是一块黝黑的面包。她将这块黝黑的面包，硬塞到了一个疲惫不堪、拄着双拐艰难挪动的年轻俘虏的衣袋里。年轻俘虏怔怔地看着面前的这位老妇人，刹那间已泪流满面。他毅然扔掉了双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给面前这位善良的老妇人，重重地磕了几个响头。其他战俘受到感染，也接二连三地跪了下来，拼命地向围观的妇女磕头。于是，整个人群中愤怒的气氛一下子改变了。妇女们都被眼前的一幕所深深感动，纷纷从四面八方拥向俘虏，把面包、香烟等东西塞给了这些曾经是敌人的战俘。
　　故事的结尾写了这样一句话：“这位善良的妇女，刹那之间便用宽容化解了众人心中的仇恨，并把爱与和平播种进了所有人的心田。”
　　佛家也曾有慧语：仇恨永远不能化解仇恨，只有爱才能够彻底化解仇恨。当一个人被刀子划伤而流血不止时，许多人是把伤口包扎好；但也有人是把带血的刀子包起来，关注“伤口”与“刀子”无疑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怀，如果说很多的人都自觉不自觉的属于前者，那么我们也需要更多的后者。仇恨是记忆历史的一种方式，而和解也一样是记忆历史的方式。仇恨换回的只能是仇恨，和解换回的终是和解。

二
　　
　　伪“滨江省警务厅关于赵一曼的情况报告”，曾简略载有赵一曼从哈尔滨市医院逃走的情况。
　　赵一曼是在１９３６年６月２８日暴雨过后的夜里逃走的。这天夜里，看守赵一曼的警士董宪勋在他的叔父董广政的协助下，将赵一曼抬出医院的后门，一辆出租车早已等在那里。开车的是个白俄。几个人上了车，车立刻就开走了。出租车开到文庙屠宰场的后面，停了下来，客人下了车，白俄司机调头把车开走了。
　　女护士韩勇义早就等候在那里，雇好了一乘轿子，扶着赵一曼女士上了轿，一伙人立刻向宾县方向逃去。
　　警察署的警官在赵一曼逃走后，很快从那个白俄司机处发现了线索，后来又从太古街的轿铺主人那里得知，赵一曼是由他们抬到荒山嘴子附近去的。

日本警官马上乘车去追。途中，必由之路上的阿什河桥被夜里的暴雨冲垮了。日本人只好到附近的村庄征到几匹马，骑马直追。追到阿什河以东二十多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坐在马车上的赵一曼、护士韩勇义、警士董宪勋及他的叔父董广政。
　　在功败垂成的时刻，赵一曼再次被捕。
　　第二次被捕后，日本宪兵对赵一曼的折磨不断升级，他们寄希望于那些曾经令许多人发抖、丧失意志的酷刑能在她身上产生作用。用尽了人们闻所未闻、想都想不到的各种酷刑：钉竹签是钉满十指，拔出来后，用更粗更长的签子继续钉，最后改用烧红的铁签扎；灌辣椒水是掺着小米和汽油一起灌，而且是热辣椒水和凉汽油交替地往赵一曼的喉管和鼻孔里灌；烙铁是直接摁在赵一曼的乳房上烙烫。最后甚至使用了即使是身强体壮的男子汉也忍受不了的类似凌迟般活剐——剥肋骨。
　　在施酷刑过程中，为了不让赵一曼昏迷，失去刑讯效果，日本宪兵先是用冷水泼，后来改用化学药水熏，用酒精擦，还多次给她注射了大剂量的强心针和樟脑酊，强迫喂灌许多掺有咖啡因的盐水和含有高纯度甲基苯丙胺的葡萄糖液，待赵一曼恢复体力，头脑清醒，精神亢奋后，再继续用刑。
　　最后，滨江省公署警务厅和哈尔滨警察厅开会讨论如何使赵一曼屈服。滨江省公署警务厅涩谷三郎厅长亲自作了凶残决定，专门从日本本土运来最新式的专门针对女性设计的电刑刑具。指示行刑的日本特务不要有任何顾忌，可以直接电击赵女士身体最脆弱、最敏感的部位。
　　据当年参与审讯的凶手描述，这场断断续续持续了７个多小时的电刑，造成了连续不断的剧痛，已超过了任何人能够耐受的极限。先前受刑从未喊叫一声的赵一曼撕心裂肺的悲哀叫声不绝于耳；完全失禁、淋漓不绝，胃液和胆汁全呕吐出来；受刑处被电流烤焦、皮肤成为皮革状、呈焦黑色，局部组织Ⅱ－Ⅲ度电烧伤、呈炭化状；整个人浑身上下湿淋淋淌着汗水，口中直流白沫，舌头外吐，眼球突凸，两眼变红，瞳孔微微放大，下嘴唇也被她自己的牙齿咬得烂糊糊的……

赵一曼以自己的肉身否定了敌人的暴虐和不义，在赵一曼所受的虐杀中，我们感到酷刑和罪恶不仅是日本人的耻，它是人类犯下的罪，是世界之耻。赵一曼这样的弱女子，凭借自己的精神高度和超人的意志（有时连自己的身体也是不能凭借，身体也参与了精神的压榨），不仅打败了日本人充满武士道和先进酷刑所结成的团队，还以自己的人格让警士与护士拼却身家性命一起逃亡，只功败垂成的逃亡这一点，就给对手带来了巨大的羞辱。
　　我们知道，酷刑之苦是痛彻骨髓的，古代的凌迟，之所以不让犯人速死，说穿了是使犯人感受折磨的苦痛。有时酷刑制造的是一种精神的恐怖，行刑者可能还没有动刑，而早早地把将动用酷刑的信息透露给你，很多人由于害怕行刑在没有动刑之前就招供了，精神的恐惧其实就是一种精神酷刑。
　　当你在阅读伪滨江省公署警务厅司法科法医股“关于赵一曼女士伤检诊断报告”（１９３６年７月２８日滨警司法密８０９号），你定然有种无语失言的感觉。７月２７日上午，经全面检查，对赵一曼身体受伤情况诊断如下：
　　１．心脏肝脏系统有受伤症状：心肌受损，收缩力减弱，心律紊乱，窦性心动过速、脉搏１３２次／分；体位性低血压虚脱、循环略有衰竭；儿茶酚胺分泌增多，肾上腺素大量分泌、肾上腺皮质功能明显减退。
　　２．中枢神经系统有受伤症状：眼球震颤、对光反应迟钝，肌张力低下，共济失调；出现明显的锥体外系症状，肌体产生开—关现象，经常突然多动、震颤、静坐不能、肌紧张不全、不安，几分钟后又变为全身强直不动，持续数分钟，周而复始。
　　３．注射及口服兴奋类药物超出规定剂量，严重刺激应激激素的释放，产生过量效应的副作用和后遗症；血液中苯丙胺含量过高，属中度中毒症状。
　　４．全身多处电烧伤。具体伤情：
　　咽喉：发音过度，咽喉、声带撕裂出血；
　　乳头：形成了直径为６～８ｍｍ的圆形裂口，边缘隆凸，中央凹陷，斑痕质硬而干燥，体内液体物质发生离解，呈明显炭化状态，为Ⅲ度电烧伤；
　　乳房：表皮剥脱，局部皮肤皮革状、呈焦黑色，与周围正常组织分界清楚；创面深及皮下组织、肌肉、乳腺导管和神经丛，皮下静脉网呈树枝状，局部组织呈炭化状，永久性丧失哺乳功能，为局部Ⅱ度电烧伤；

  会阴前区：耻骨联合前方帘状的部分体毛烧焦，帘状部的皮下电流斑色明显；泌尿器官、生殖器的开口和电烧伤深达黏膜、肌层组织，已阻碍正常的生殖排泄功能；影响将来身体直立，大腿外展及下蹲，不便行走。为局部Ⅱ度电烧伤；
　　泌尿器官：导尿管及膀胱被硬器刺伤，形成了裂口，局部烤焦，外伤性血尿滴漏，排尿有强烈刺痛感；神经纤维肌肉组织及神经根均不同度坏死，可能永久失禁，为Ⅲ度电烧伤；
　　：中度撕裂伤、子宫及附件损伤；壁大部被烤焦，黏膜、肌层和局部浆膜组织因电解作用受到损害，发生变质、坏死，分泌功能丧失，Ⅱ度电灼伤；阴唇粘连、假性闭锁；物理性子宫脱垂，呈脱出状态；
　　：撕裂严重，括约肌器质性损伤；Ⅱ度电灼伤，组织蛋白凝固、其深部坏死范围超过浅表的坏死；Ⅰ度肛脱，肛周畸形，遮挡排便，造成粪便潴留，形成排便困难。
　　注意事项：各受伤部位均为神经密集区域，敏感性强，纤维肌肉组织细嫩，容易并发感染，可发生湿性坏疽、脓毒血症，甚或气性坏疽等；会阴部电烧伤严重，该部位极易发生创面化脓感染，迁延不愈，最终形成瘢痕愈合，出现挛缩畸形；中度中毒可能导致永久性失眠，大脑机能破坏、心脏衰竭、紧张或激动不安，甚至长期精神分裂症。
　　这是一份旧档案，但对我们活着的人却是一种威压，让人喘不过气来，这样的酷刑是在科学昌明的时代才能产生。对于赵一曼，那些行刑者无疑是有罪的，而那些发明刑具的人，他们能逃脱干系吗？他们在制造肉身痛苦的同时，其施压企图是使个人意志和人格瓦解，乳房是一个女人生理的构造，也是文化所赋予的尊严所在，行刑的人折磨女人的乳房，一方面是邪恶的魔鬼心理一方面是制造精神的酷刑。
　　
　　三
　　
　　日本人决计处死赵一曼。赵一曼被游街示众后，与周百学一同处死，处死前她让行刑的人把脚镣取下来，说“我死后，要到母亲那里去，戴着脚镣子走起路来不方便，给我把脚镣取下来。”脚镣被取了下来。枪声响了，两个人倒下了，野蛮的日本人竟让两位女性在行刑场曝尸数日，不许百姓收殓，尸骨被饥饿的野狗撕碎，尸骨无存。几十年后，在自由的土地上，人们为赵一曼举行了“影葬”，将赵一曼生前的照片埋放在她殉难的土地上。赵一曼死了，世俗的生命被邪恶人为地扼杀了，但从另一方面说这也是生命的开始，因为，赵一曼这样人的死，恰恰换回了我们民族的生。
  但我们不能不佩服日本人做事的认真，伪滨江省公署警务厅司法科暨特务科“关于审讯赵一曼女士效果的报告”（１９３６年７月２９日滨警司暨特密４７５９号）是这样描述的——

１．参考厅本部以及有关机关的意见，７月２６日对赵一曼女士的电刑，操作准确，新式电刑器具功能发挥正常，给了赵一曼女士超负荷的最大压力。在长时间经受高强度电刑的状态下，赵一曼女士仍没招供，确属罕见，已不能从医学生理上解释。故审讯未取得理想效果，一是赵一曼女士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和激昂的抗日态度，属顽固不化的思想犯；二是赵一曼女士已报定必死之决心，且意志之顽强令人难以置信，单纯审讯已无法改造其反满抗日的思想。
　　２．回顾审讯赵一曼女士效果，我们应加以考虑的是对今后刑讯方式的改进：
　　为有利于提高思想改造工作的效果，应慎用此类专门的电刑，尤其是对女性受刑人，有更换电击部位的必要；电刑强度的控制是最需要慎重的，电流引导物要适当，避免身体器官永久性损伤；电流通过人体时间不宜过长，防止对人体的机能破坏过大，严重破坏肌体各种组织，难于完全恢复；不宜采用硬物插入体内深处，避免造成器质性损伤；也不宜过量使用高纯度兴奋类药物，避免人体产生永久依赖性；对思想犯人的改造工作的改进，是最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总而言之，有必要进一步努力研究，提高电刑审讯效果之途径。
　　３．要通过审讯改造赵一曼女士思想，了解哈东地区抗日军外围团体的全貌，并获取思想对策上的重要参考资料，已无可能。对如此顽固的思想犯其境遇无需再斟酌，将来没有悔改之希望，应给以严重处分（处以死刑），坚决铲除。建议采取游街示众的方式，利用对她的死刑，宣传扑灭共产主义和抗日思想的王道主义。如果利用得好，比杀几百个抗日军效果还大！
  从这旧档案里，我们看到了酷刑的局限，酷刑损伤的是肉身，但对赵一曼这样达到精神高度的人，只不过是浴火重生。我想表达的是，虽然事情过去了半个世纪，人们接受的赵一曼是不完整的，我们只有不忘记赵一曼所遭受的磨难，我们才能理解赵一曼，我们不是记住仇恨，延续仇恨，我们只是记住历史，阿多诺这样说道：“日复一日的痛苦有权利表达出来，就像一个遭受酷刑的人有权利尖叫一样。”我想对酷刑失却记忆的宽恕与和解，仍等同于某种意义上的抹杀与否认。酷刑挑战的是人性，是对整个人类的犯罪，奥斯维辛、耶路撒冷的哭墙、南京大屠杀、囚禁赵一曼的牢狱，都铭刻着人类的永恒记忆。利用对人生理结构的认知，把肉体折磨发挥到极致，达到精神上的屈从，这种彻底丢弃了人性的酷刑的设计者和执行者，对他们的称谓只能有一个——魔鬼！以强大的精神力量做支撑，彻底否定了医学生理的极限，对英雄的称谓也只能有一个，那就是——神灵！魔鬼终将遭受炼狱之火，神灵一定被人心供奉！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铭记，我想到刘胡兰的妹妹爱兰子的故事，也许记忆是要付出代价的——对胡兰子行刑时，１２岁的爱兰子亲眼看到活生生的姐姐在铡刀下身首异处，热腾腾的鲜血四下迸溅。善良柔弱的爱兰子被惊呆了，从此，她的记忆再也走不出那个血腥而又酷烈的场面，她的意识、她的情感永远留驻在１９４７年１月１２日的那个现场。人们都说：爱兰子得了“精神病”。
　　１９４９年夏，战斗剧社从临汾来到北平，为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演出《刘胡兰》，当时应观众要求在演出前请刘胡兰的妹妹爱兰子同志给观众讲几句话，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她才答应下来。可是，当她到台前刚一站定，就情不自禁地饮泣而号啕大哭起来……
　　哭泣也是有力量的，这种直接袒露心灵深处的情性，是对那酷刑的记忆和控告，爱兰子她以她的记忆，对酷刑的记忆保留了“情感的力量和强度”。
　　当我写下这些文字，这些文字所挟裹的血腥，使阅读和记忆的人难免心理痉挛，我们不是鼓励喋血，我们是在新的时日，不与遗忘为伍，仿佛立在十字街头电子时代的爱兰子，对来往的过客说——记忆在此！